我們時代的疫症——看《鼠疫》的當代意義

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兩年，卡繆在法國出版他的第二本小說《鼠疫》，描述一個叫奧蘭的阿爾及利亞城市遭受鼠疫侵襲。小說呈現人在面對恐懼與死亡時的抉擇，以及強烈的生存意志，引起戰後讀者的共鳴。

早在新冠肺炎於2019年底肆虐全球之前，香港藝術節便籌備搬演英國劇作家尼爾．巴奈特改編卡繆小說的同名劇作。藝術節其後分別委約香港導演陳泰然翻譯並執導粵語版《鼠疫》，以及委約北京導演王翀搬演英語版。對兩位導演及他們的城市來說，疫症賦予了《鼠疫》一種切身的當代意義。

香港導演陳泰然自2019年11月開始翻譯粵語版劇本，他坦言香港的社會運動，以及後來疫症的爆發對他翻譯劇本均有影響。他認為《鼠疫》處理的是普及的人性議題：「這個劇本沒太大文化障礙，因為它本身說的是關 於普及人性的東西。」在選材方面，陳泰然認為《鼠疫》能夠反映近年社會和個人之間的矛盾：「在描述這些矛盾時，卡繆會以人性化的角度出發。有人甚至說卡繆是一個人性主義者，他會從一個『在這些大矛盾之下，究竟人類在經歷甚麼？體驗甚麼？』的角度去描寫。以卡繆的哲學來說，反思其實是不需要的，我們只需要列舉我們經歷了甚麼。我覺得這個去列舉或反映事情的舉動，對我們的社會來說，正正可能是我們欠缺了的東西。」

後來疫症爆發，對《鼠疫》的創作帶來甚麼影響？陳泰然認為最直接的影響在於詞語在劇場的運用，一些大眾原本不常用的字詞，例如「人傳人」、「確診」等，透過疫症為人熟悉，在劇場中與觀眾產生共鳴。

是次製作選擇以女性演繹卡繆原著小說的五個男角色。陳泰然認為，卡繆在描述社會個體在面對災難時的感受，往往會用一種分離的手法去描寫。「我認為這種分離的感覺可以比喻性地放在以女演員身體去演繹男角色這點。其中一些場面，例如一個女演員說她思念太太，產生了一種難以言喻、隔離般的戲劇效果。我在尋找一些劇場效果，去探索對於分離的不同表現方法。」

劇中有幾場是群戲的場次，五位演員會像希臘吟唱一樣共同營造氣氛。2020年10月舉行的劇本工作坊是導演與演員首次對外呈現完整劇本，故事隨着各人的證詞徐徐展開，從個人的證供，到關鍵時刻五人聚合直面觀眾，述說供詞中未能表露的想法和情感。陳泰然認為演員帶給作品一種團結的力量：「排練時她們表現到一種『人存在一起』的力量。她們本身是很不同的演員，我覺得這種『不同但又能放在一起』，是一種美感。那種美感是她們自己的火花，不需要我刻意呈現。」

對於陳泰然來說，劇場就是有這樣的力量。特別是小說經常提及的人類的團結，在台上由有血有肉的人演出時，會帶來甚麼效果？這是劇場帶給觀眾的獨特體驗。

北京導演王翀過往曾多次以實驗性的手法導演經典作品如《雷雨2.0》、《茶館2.0》等。這次執導英語版《鼠疫》，對王翀而言也是一次實驗性、具野心的嘗試，原因之一在於它將透過獨特的形式呈現：這是一套網上戲劇，六個演員在六個不同地方，通過通訊軟件ZOOM演出。

王翀在2019年11月收到藝術節發來的《鼠疫》劇本，對作品非常感興趣。「選擇《鼠疫》最初是因為憤怒，來自於新聞和疫情的發展。但是後來疫情變成全世界的大流行，這種憤怒變成焦慮，然後變成一種訴說它的欲望。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語言、新的方式來訴說當下正在經歷的這場戰爭。我希望借《鼠疫》來審視當下，表現二十一世紀的世界。」

王翀執導這個劇本的根本原因，是尼爾．巴奈特的改編對社會現實有深刻的描述：「它把很多篇幅放到群像上，展示了各種不同的立場，包括官員、醫生、記者、商人，各個層面都有所呈現，是一個全景式的社會。」

同時網上戲劇也是現實的一種反映。王翀希望透過《鼠疫》，讓觀眾看到不同城市的疫情的狀況，看到疫情中人的生活狀態。他認為網上戲劇最大的困難在於時區的協調，對演員、導演和香港團隊來說都是挑戰，但這也是「一種時間上的相互遷就，是我們2020年的社會現實。」

對王翀而言，當代性是現代戲劇不可或缺的：「戲劇存在的理由是甚麼？這個就是我的答案，就是它是要關於時代的，尤其是當我們嘗試、呈現、改編、導演經典的時候，永遠應該把目光放在當下，讓作品是關於二十一世紀的，因為有很多作品，雖然它可能是2020年的新製作，但是它的美學和指向，沒有我們這個時代的味道，這個時代的努力和印記。我害怕戲劇變成那樣。我理想中的戲劇應該是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這種對當代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讓王翀得以穿透經典文本，直接與當代觀眾產生聯繫。

撰文
林惠賢
林惠賢是香港藝術節的助理編輯

原文刊登於2021年香港藝術節之《閱藝》